2026年1月5日，德約科維奇發布了一份措辭克製卻意味深長的聲明，正式退出他於2020年參與創立的職業網球運動員協會（PTPA）。

“經審慎考慮，我決定完全退出職業網球運動員協會（PTPA）。作出此決定，源於我長期以來對協會透明度、管理運作，以及自身觀點與形象被呈現方式的諸多顧慮。

瓦塞克（波斯皮希爾）與我當年創立PTPA，初衷是為球員爭取更有力、獨立的發聲渠道，這份初心我始終引以為傲。但如今已明確，我的價值觀與行事理念，與協會當前發展方向已不再契合。

我將繼續專注於網球事業、家人，並以符合自身原則與初心的方式為這項運動貢獻力量。祝願所有球員及相關人士未來一切順遂，於我而言，這段旅程就此落幕。”

這份聲明中沒有戲劇化的指控，卻清晰地揭示了創始人與PTPA之間的根本斷裂：“我的價值觀與行事理念，與協會當前發展方向已不再契合。”

這份聲明的每個詞都經過了精心考量。“透明度”、“管理運作”、“觀點與形象被呈現方式”——這些看似中性的表述，指向的是一場醞釀已久的內部理念衝突。而那句“以符合自身原則與初心的方式為這項運動貢獻力量”，更像是一種溫和的宣言：德約選擇了一種不同的抗爭路徑。

時間倒回2025年3月，PTPA對四大網球管理機構（ATP、WTA、ITF、ITIA）發起前所未有的集體訴訟，指控其壟斷行為。那一次，德約科維奇已然站在了十字路口，作為PTPA最知名的創始成員，他卻拒絕簽署那份措辭強硬的聯署信。

“我有些擔憂，”德約當時坦言，“信中的某些語言和指控可能過於激烈。”這一公開表達的保留態度，已經預示了今日的分離。對他而言，變革或許需要堅持，但未必需要對抗；改革需要發聲，但不必然以徹底決裂為代價。

德約與波斯皮希爾創立PTPA的初心，在聲明中被重新喚起：“為球員爭取更有力、獨立的發聲渠道。”2019-2020年的巡回賽動蕩期，確實暴露了傳統球員代表機製的局限性。德約曾相信，一個完全由現役球員主導、獨立於賽事組織方的機構，能夠更純粹地代表球員利益。

然而，理想化的組織結構一旦投入現實政治的複雜水域，就不得不麵對一係列棘手問題：如何在激進改革與漸進改良之間尋找平衡？如何在不同層級球員（頂尖球星與排名靠後選手）的利益訴求間取得共識？如何在公開對抗與幕後協商中選擇策略？

德約的退出表明，他或許發現自己更傾向於某種“內部變革者”的角色，通過自身的榜樣力量、通過與傳統機構的既有渠道、通過更符合他個人行事風格的協商方式來推動改變。而PTPA的發展軌跡，正朝著更加製度化、更具對抗性的方向前進。

德約的退出無疑給PTPA帶來了象征性打擊。作為男子網球曆史上最成功的球員之一，他的參與曾是這一新興組織合法性的重要來源。然而，PTPA自成立之初就麵臨著結構性挑戰：頂尖球員的參與度起伏不定，重大倡議時常遭遇球員群體的集體沉默。

這暴露了職業網球運動員群體內在的矛盾性：一方麵，他們共享改善獎金分配、賽程安排和醫療保障等共同利益；另一方麵，不同排名、不同年齡、不同國籍的球員又有著迥異的優先級。這種團結的脆弱性在職業體育中並不罕見，卻足以讓任何集體行動複雜化。

對德約科維奇而言，這一決定或許也標誌著個人職業生涯階段的自覺調整。即將年滿39歲的他，公開表示將專注於網球事業、家人，並衝擊2028年洛杉磯奧運會，這可能是他職業生涯的最後一個高峰目標。與PTPA事務的切割，有助於他將有限的精力集中於賽場。

但這不僅僅是精力的重新分配。德約的退出聲明中反複出現的“價值觀”、“行事理念”、“原則”等詞匯，暗示著他正在重新定義自己的遺產維度。他或許正在尋找一種超越賽場成就、也超越單一組織身份的影響力方式：一種更符合他個人風格、更具可持續性的貢獻路徑。

德約科維奇與PTPA的和平分手，揭示了一個關於體育社會變革的深刻現實：改革從來不是線性前進的。即使目標一致，關於路徑、策略和節奏的分歧也可能導致分道揚鑣。

對於那些質疑PTPA效力的人來說，這一事件可能被解讀為理想主義的挫敗；但對於理解組織發展規律的人來說，這或許隻是一個新興組織在尋找自身定位過程中不可避免的調整期。沒有德約科維奇的PTPA將如何重新定義自己的身份與策略？而德約本人又將通過何種機製繼續推動他堅信的改革？

德約在聲明的最後寫道：“於我而言，這段旅程就此落幕。”但所有人都明白，無論是球員權益爭取的長征，還是德約科維奇作為這項運動變革者的角色，遠未到寫下句點之時。這隻是一個章節的結束，而下一章節的標題，正等待著被書寫。在體育的世界裏，理念的分歧與融合、個人的堅持與集體的行動，將永遠交織成一幅複雜而動人的圖景。(來源：網球之家 作者：Mei )